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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一位七十岁高龄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秘密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她用唯一能动的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条白手绢，眼睛直视着毛主席，始终不肯离开。

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

一、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红色婚姻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并且得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的支持，从此便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当时的贺子珍也在井冈山上，她曾带领自卫队成功击退了要攻城的敌人，并且在那次战斗中传出了她“神枪手”的美名。后来赤卫队接到命令，全部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

而贺子珍也成为了1927年7月底由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众多共产党员中唯一的女同志，也是撤向井冈山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

毛泽东一来到井冈山，袁文才就将他安排住在茅坪洋桥湖一个叫谢兆瑞的人家，睡在进门靠右侧的前间屋子。当时的贺子珍也住在这个姓谢的人家。

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坏境下，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这样年轻的女将。

袁文才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县的干部。”毛泽东笑笑说：“我原以为是哪位的家属呢？”说着便握住了贺子珍的手，“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奋斗吧！”

贺子珍看到面前的毛泽东身穿灰布中山装，衣服的袖口、胳膊肘都磨破了。走路一拐一拐的，皮肤晒得黝黑，神色很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却特别有神，充满着刚毅和温和。

就这样他们相识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毛泽东和贺子珍熟悉了起来。这个个子不高不矮，瓜子脸、长得漂亮、待人和气、喜欢和人说话、热心肠又勇敢的年轻姑娘，渐渐令毛泽东心动了。

毛泽东每次出发前都要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说：“有话到窗口说。”毛泽东便走到窗口，对她说：“我要走了。”

贺子珍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吗要跟我讲？当时的贺子珍心对毛泽东还没有喜欢的感觉。所以之后毛泽东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敲敲她的窗，他知道敲门是肯定开不了的。

192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初春，毛泽东利用一些空闲时间去附近的一些农村做社会调查。他请贺子珍到象山庵誊写调查报告，贺子珍欣然答应。

贺子珍是当地人，对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比较了解，每次当毛泽东写文章遇到困难时，总要问问她。在日常的工作、接触中，他们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了解也渐渐加深。

1928年5月底，毛泽东和贺子珍成婚了。之后，贺子珍总是和毛泽东并肩作战，她既是毛泽东的妻子，会照顾好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又是他的战友，和他共商大事，更会以战士的身份随时准备奋不顾身地去战斗。

红军七大，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恰巧又在这时患上了疟疾，贺子珍一直守候在他身边。陪同他养病，精心照顾他的生活。为了让毛泽东尽快康复，贺子珍经常到附近的村子去找医生，还到很远的城镇找老中医寻偏方。

1934年4月，贺子珍在福音医院分娩。院长傅连暲兴冲冲去到休养所，一见到毛泽东就说：“主席，恭喜，恭喜！”毛泽东问：“喜从何来？”“恭喜你得了一个大胖小子！”

傅连暲刚为贺子珍接生完，就跑来给毛泽东报喜。“是吗？子珍生产了？”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忙去到产房看望贺子珍。见贺子珍一切都好，便摸着一旁的孩子笑道：“我又得了一个伢子喽！”

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妻子和孩子，还用自己的津贴费，叫警卫员买鸡买肉，做好后送到贺子珍床前。

孩子的乳名叫做毛毛，毛泽东非常喜欢他，他对贺子珍说：“我是老毛，他是‘小毛毛’，比我还多一个‘毛’，将来一定会超过我。”

红军长征前夕，他们便把孩子托付给傅连暲的妻子抚养。

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两个人的感情更加深厚。长征出发时，贺子珍已经是第四次怀孕，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在行军途中她不仅不要特殊照顾，还主动承担了照顾伤病员的工作。

在这期间，毛泽东集中精力指挥红军，两人很少呆在一起。但他十分关心贺子珍的安危，还派出了自己的警卫员吴吉清去照顾她。而贺子珍为了照顾毛泽东，经常在队伍一到营地以后，就抽空到毛泽东罢工的地方，帮助他抄写电报、整理文件。

两人还差一点经历了生离死别。红军到达贵州盘县时，遭遇了敌机的轰炸，贺子珍为了掩护伤员，不顾个人安危，扑倒在了伤病员的身上，自己头部、上身、四肢有17处中弹。

当时正在开会研究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毛泽东得信后，立即将傅连暲医生以及自己的担架派去，协助抢救。并要求“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第二天，毛泽东又来到贺子珍的宿营地，看到躺在担架上的妻子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毛泽东流下了眼泪，他坚定地说：“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的。”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道：“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不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在老乡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和贺子珍同风雨、共患难，在战火中不断加深了同志、战友、夫妻情。

二、贺子珍执意出走之后，两人婚姻走到尽头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贺子珍已经不满足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16岁参加革命，17岁领导革命，18岁骑马挎枪走天下的她，要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自己。

此外，贺子珍身体里的弹片常常令她感到痛苦，她想要把弹片取出来，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一些工作。

再加上她和毛泽东之间有一些矛盾，她的性格倔强不愿意表达，两个人缺少交流，贺子珍便执意要离开。

毛泽东劝过好多次，他说：“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很多苦，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让你像过去那样。”但还是没有打消贺子珍要走的念头。毛泽东后来曾诙谐说道：“我们两个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在战争中磨练出的坚强性格使得贺子珍不顾一切地走了，她把才出生不久的女儿娇娇（李敏）托付给别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往苏联的路。

贺子珍离开以后，毛泽东落寞地坐在窑洞里，他回忆着和贺子珍的点点滴滴，那个和他一起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夏天为他扇扇子驱蚊纳凉、冬天为他暖被生火；从山上为他采摘新鲜的野杏自制成酸得掉牙的蜜饯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他。

毛泽东的心里一直记挂着贺子珍，贺子珍其实也是，她虽然没有回来，但是她担心丈夫的被子盖得太薄了，还托人给毛泽东带去一条被子。在西安，贺子珍对劝她回去的钱希均说：“等我两年。”对于年轻的贺子珍来说，治病、学习、休息用两年的时间已经足够了。但是谁又能难料想到后面发生的事呢？

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再到苏联莫斯科，贺子珍离毛泽东越来越远，远到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到达苏联以后，贺子珍语言不通，在东方大学艰难地学习，每个月只有少量的津贴补助。1938年4月初，贺子珍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孩子。

为了不耽误学习，她把孩子放在了托儿所，但孩子先天不足，出生仅10个月就夭折了。在历经了痛失爱子和生活的坎坷后，她才真正理解了毛泽东肺腑之言“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

好在当时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读书，贺子珍经常去看望他们两个，用母亲的温暖去关怀他们的生活。两兄弟也把她当做是他们的“贺妈妈”。有了家人的陪伴，贺子珍内心的痛苦减轻了不少。

在苏联生活了一年的时间，贺子珍渐渐意识到了自己一年前的冲动和任性。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自己在兰州时的相片，托回国的战友捎给了毛泽东。

但是她没有得到回音，1939年8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臂伤，带来了毛泽东的回信：“自珍（贺子珍原名贺自珍）同志，你的照片我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贺子珍这才明白，当初她执意要走，就已经无法再回头了。

1941年春天，毛泽东把女儿娇娇送到苏联陪伴贺子珍。这是她和女儿分别3年之后第一次见到她。

当飞行人员把娇娇送到贺子珍面前时，她盯着这个看起来格外神气的小姑娘没有说话。半响，才把女儿搂在怀里，一遍遍地问：“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我叫娇娇，我找妈妈来了。”娇娇回答。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贺子珍开心地问道。“妈妈叫贺子珍。”娇娇说。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我给妈妈带来娇娇。”

她给娇娇买了漂亮的裙子，烫上了卷发，购置了玩具，还带她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每到晚上睡觉前还会给女儿唱歌：“我家有个小娃娃，早上起来不洗脸，不刷牙……”

娇娇听了以后，说：“这个小娃娃不是我，我是每天洗脸刷牙的。”贺子珍又会继续唱道：“小鸟飞，小鸟飞，飞到东，飞到西……”

母女团聚对贺子珍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同时她也明白心中的夙愿将会越来越渺茫。

1945年，娇娇感染了肺炎，儿童院通知贺子珍，说她的女儿没救了，已经被送到了太平间副室。贺子珍立即冲到了太平间，向医生说道：“孩子我带走，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出了事和你们没关系。”

后来在贺子珍的精心照料下，娇娇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健康。

1947年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和毛岸青回国，她住在哈尔滨。这时的她并没有想到去见毛泽东，或许是想用时间来抚平创伤。

十年来，她一直珍藏着一条红毛毯，即使是在苏联最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把它丢失。因为这条红毛毯是她和毛泽东共同盖过的，上面还留有丈夫的体温和气息，还有他和她恩爱的过往。

而同样也是1947年，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有一次拎着他的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说：“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穿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破成碎布了。”

毛泽东接过衣服以后小心翼翼地放在腿上，一边抚摸一边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这时毛泽东的眼圈湿润了，他历数了这件旧衣的几件‘功劳’，叹了口气说道：“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

后来李敏的女儿孔东梅在她的著作《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以第三代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她的外公外婆，看到了历史的破绽和玄机。外公毛泽东珍藏的这件旧军装，不就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贺子珍吗！显然，毛泽东还在怀念着贺子珍。

三、70岁高龄的贺子珍一次秘密的瞻仰

回国的贺子珍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这封信是说，请毛泽东批准她正在华东前线作战的哥哥贺学敏来东北做手术取出战斗中体内留下的两颗子弹。

一天之后，毛泽东就回了电报：

子珍：

来电收悉。华东战局紧张，急需敏学在职就位。现在无法前来治疗，以后有机会再予考虑。

电报是罗荣桓叫秘书念给贺子珍听的。贺子珍听完毛泽东的电报以后没有说话，许久之后才告诉她的嫂子李立英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

后来贺子珍开始了新的工作，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她的心中始终有着一个心愿：她想见毛泽东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贺子珍的愿望看起来简单，但这对她来说却是一种奢望。1948年，贺子珍分别用俄语和中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自己在苏联过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苦。”

但这次毛泽东没有很快回信，而是在一年以后才回复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这句话包含了太多的含义，是安慰，劝说，也是思念，解释和无奈……

贺子珍回国后两人从未见过面，直到1959年的夏天，两人才在庐山重聚，那是他们分别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毛泽东到达庐山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带着夫人曾志见到了毛泽东。曾志对毛泽东讲起了正在南昌居住的贺子珍的情形。

毛泽东听了之后动了感情，说：“我们到底是十年夫妻了，还是很想她。你同汪东兴讲一讲，我想见一见她。”

之后杨尚奎带着贺子珍去见毛泽东，进到房间以后，毛泽东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拿了两个杯子到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她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

他们之间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贺子珍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毛泽东问起贺子珍这些年的生活和身体情况，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为什么当初一定要走呢？”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之后毛泽东又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他们没有握手，也没有告别，只点点头。

接着毛泽东的卫士封耀松进屋扶着贺子珍走了出来。毛泽东叫进来了杨尚奎的夫人水静，他吸着烟，脸上满是愁苦地对水静说：“她拿走我三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第三天的傍晚，水静与贺子珍一起下山，他们都没有想到庐山一别竟成为了永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贺子珍出其意料的冷静，她叉着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

3年之后，贺子珍迎来了她的70岁生日，她提出了想去新中国的首都看一看的心愿。

于是1979年9月8日，在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贺子珍被安排秘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这次北京之行，贺子珍足足等了30年。

晚年的贺子珍留下了一身的病痛，由于两年以前的一次中风，她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口齿也表达不清楚。但是她银白色的短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眼睛依然明亮，雪白的衣领、蓝灰色外套，一身干净朴素的装扮，处处透露出当年“永新一枝花”的风采。

一行人从天安门城楼北门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在北大厅里3米高的毛主席汉白玉坐像前，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代母亲贺子珍献上一个心形花圈。

贺子珍凝重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深邃地望着前方的天安门。随后李敏扶着贺子珍的轮椅，步履沉重地缓缓前行。毛主席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贺子珍中风后唯一能动的右手里紧紧握着一条白手绢，她的眼睛始终直视着毛主席，眼泪不自觉落了下来，良久后，她同女儿李敏说：“你爸爸他只是睡着了。”

她想到了什么呢？是42年前的延安之别，还是20年前的庐山匆匆一见？

随行的人们脸上满是泪水，大家缓慢地绕遗体一周，这十分钟格外的漫长。

走出了纪念堂，贺子珍依恋地望着毛泽东长眠的地方。当她被扶进车里时，忽然转过头，望着纪念堂，眼眶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似乎想倾诉什么；女儿李敏也不约而同地侧头望去，脸上泪水纵横。她们的眼神都落在同一个方向：天安门，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